文/孟俭红
檄文，是一种用于征召、晓谕的公告或声讨、揭发的文书，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它是宣示党派立场的政治宣言，是激扬民众士气的精神号角，是反击对手言行的舆论利器。在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发出了众多宣言、通电、命令，给后世留下了闪耀着思想光芒和时代光辉的抗战檄文。
发出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当时，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不仅数量上远超日本关东军，还拥有中国最强的空军和舰炮齐全的海军。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挑衅虽有预判，却抱有幻想，认为不抵抗可换来国际同情及国际联盟的强力干预，遂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批作战物资被日军掳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95000余支，各式机关枪2500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650余门，各式迫击炮2300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2页）沈阳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官银号、银行、企业、学校等，悉数被日军轻易占领。十余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实在可悲可叹。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第一份抗日宣言！
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昆（后改名赵毅敏）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尽快让群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连夜起草了一个宣言。19日晨，日军正在沈阳城内大肆横行之时，中共满洲省委几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秘密的省委机关，召开紧急常委会。会议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沈阳后的紧急形势和当前各种紧迫任务。鉴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决定号召和组织东北人民，抗击日军侵略。在暂时还没有接到中央有关指示的情况下，根据党的一贯工作方针，决定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一事，以省委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会议对刘昆起草的宣言进行讨论，补充进最新得到的情况，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中国共产党发出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部分）。
《宣言》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义愤和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迫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宣言》首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这一弥天大谎，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宣言》接着解释了日军何以能迅速攻占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宣言》进而号召人民奋起抗战，“不管国民党的哪一派，不管中国的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用投降帝国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满洲事件！”“工农兵劳苦群众们！惟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宣言》最后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等17个口号。
19日当天，大量印好的《宣言》被秘密发送到党员手中，接着又由党员散发到工厂、学校、商场和老百姓的院子里，张贴到墙上和电线杆上，使群众知道了事件的真相。
按照组织程序，重大事件应当首先由中共中央表明态度和看法，但由于事出突然，中共满洲省委打破常规，率先发表了宣言。满洲省委之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发表抗战宣言，与他们长期关注东北形势、心系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责任意识密不可分。九一八事变前4个多月，即1931年4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详述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组织军事演习及不断增兵的情况，并十分肯定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活动，将要发展到“直接占领满洲”。此后，满洲省委更是通过“满洲特科”（党的情报部门）密切注意日军的侵华动向，随时做好了思想准备。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不仅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具有先导作用。
◆在“九一九宣言”发布后第二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部分）。
第二天，即9月20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10多个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宣言和决定，不仅第一个表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决心，而且第一个敏锐地认识到赢得胜利的基本途径是动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在发表时间上、思想内容上都弥足珍贵，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骨气和民族士气。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担负起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历史责任，昭告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游击队，支持民众抗日斗争，推动了局部抗战高潮的到来。
“七七”宣言：宣告中共抗战到底、团结建国的声明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从1938年到1943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表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的公开电和宣言。这些宣言都是经过中共中央讨论后，首先在新华社广播，然后在《新中华报》《解放》《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基本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7个抗战通电和纪念宣言，宗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说话”。它们在客观分析各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重点阐发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政策主张，真实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们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敌我友关系的变动等诸因素适时调整，日趋成熟。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战。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4页）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名，先后发出《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委员长电》《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宋哲元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中共中央的通电向全国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发出了共同战斗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了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了气势恢宏的全面抗战的大幕，也在世界的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是积极的，因此1938年中共中央“七七”通电的主题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33页）1938年底，抗战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日寇政治诱降，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抗战立场发生严重动摇，抗战面临着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于是1939年“七七”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43页）作为主题。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又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际上，法国亡国，英国遭受严重失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中国处在“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时期”。因此，1940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大声呼吁，“投降阴谋必须反对……内部摩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2、416页）1941年“七七”宣言更是疾呼，抗战的第五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58页），“却被亲日分子污蔑为匪军奸党，摧残镇压，相煎何急？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发表宣言。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方足以适应目前的形势，以新国人面目，达成抗战建国的目的。
总体看，中国共产党1942年前的“七七”宣言，重点强调的是抗战到底、持久抗战及团结抗战，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43页）
进入1942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国际上，虽然法西斯最为猖獗，但由于美国参战，加之中美苏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国内，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为此，1942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认为国际形势“是处在胜利的前夜”，乐观地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所以，在克服困难，“团结抗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战后“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从五个方面规划了战后中国的形态，认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而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应当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而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宣言》还声明，中国共产党自抗战开始“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10-411页）
1943年，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改变，“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但国内局势又起波澜，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吹嘘“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认为反共时机到了，准备闪击延安。在此情况下，1943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呼吁，既应该“加强作战”，又应该“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通过广泛宣传，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发动。
1943年“七七”宣言和前面几个宣言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宣言》说，“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还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宣言》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要“巩固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60-61页）
抗战五周年、六周年宣言除了重申“抗战”“团结”等内容外，提出战后“建国”的新内容，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胜利前夜的背景作出的考虑。显然，中共中央追求的不仅是抗战胜利，更是着眼未来，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独立、民主、繁荣的新中国。
中共“七七”宣言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和拥护。如1942年“七七”五周年宣言发表后，晋察冀边区行唐县40余名士绅地主通电称：“我们一致赞同并拥护你们的英明的主张，我们愿国共两党在长期合作下，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4日）宗教界人士表示：“我同意中共的宣言，拥护国共进一步合作。战后新中国的建立，我更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宣言还受到反战日本士兵的拥护，华北日本士兵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的吉田说：“我们和中国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是为日本法西斯的毁灭和中国明年战胜日本军阀而奋斗到底。”宣言还被觉醒本部委员三田一郎译成日文，以扩大传播。（《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
还需要补充两点。一是“七七”纪念宣言不仅在延安发表，而且也曾在重庆发表。但由于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严格审查，重庆版有的全文发表，有的删减后发表，1943年抗战六周年宣言没能发表，秘密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二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又发表了“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宣言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独裁和内战，指出“独立、和平与民主，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宣言大声呼吁“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6、239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坚定愿望和不懈努力。
延安总部七道命令：气壮山河的反攻令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最后通牒日本，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随着美国对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日本军政要人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并请示天皇，10日上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将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王捷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82页）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整个延安城顿时沸腾了。
得知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即1945年8月10日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18个小时之内，就从延安总部连发七道命令。这七道命令，既是我军结束日军侵华战争的反攻令，也是着眼战后与国民党争夺未来战争主动权的进攻令。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第一号命令发于10日24时，令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并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须全部缴出武装。如遇日伪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我军对任何敌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以汉奸论罪。
第二号命令发于次日8时，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即张学思）所部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向辽宁、吉林进发。目的是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
第三号命令发于9时，令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
第四号命令发于10时半，令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实施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在达成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坚决消灭之。
第五号命令发于11时，令国统区所有铁路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此令意在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之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同样，执行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如遇抗拒坚决消灭之。
第六号命令发于12时，令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意在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不久，中共中央于当日又发出内部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苏军能否允许中共进军东北，当时还摸不透，因此，只能派冀东李运昌部进入东北进行侦察。
第七号命令发于18时，当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伪侵占之城镇要塞后，负责实施十项紧急军事管制，包括：控制一切军事性质的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严禁自由出入；控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实施严格军事检查；登记及逮捕战争罪犯及卖国奸贼；管制粮食、煤炭及水电，严禁奸商囤积操纵等。
这七道命令，考虑周全，层层推进。首先着眼的是我军实际控制区域；接着考虑的是与我毗邻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如东北、绥察热等地；再考虑的是全国铁路线及各交通要道之区域；并对各地受降接管后如何管制做出了详细部署。这样的安排，既从我军实力出发，又从全盘考虑，完全是符合实际的，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时机，及时应对重大变化的敏锐眼光和胆识。
与中共一天之内连发七道命令的迅疾手段相比，国民党方面显然反应迟钝。11日当天，蒋介石仅发出三道言辞含糊的命令：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沦陷区伪军“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由于应对不足，国民党中宣部只得在12日，由其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朱德总司令11日发表的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13日，为坚决拒绝蒋介石发出的不准解放区抗日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毛泽东以朱德名义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朱德年谱》中卷（新编本），第1199页）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朱德总司令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评论最后严正声明：“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7-1139页）
◆1945年8月23日，收复华北重镇张家口。
在中共中央义正辞严的拒绝和嘲讽式批评下，国民党方面不敢再对延安总部的七道命令说三道四。各地我抗日武装迅速行动，接受投降、接管武器、占领要地、展开力量，大大提高了我军装备水平，充实了整体力量，为随后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准备了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宣言和通电，是伟大抗日战争中进行政治宣示、舆论攻防、鼓动民众的手段之一，既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抗战主张，又成功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即：中国共产党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秉持民族大义，具有大局意识的政党；是始终坚持持久抗战，坚信抗战必胜，具有坚强政治定力的政党；是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政党；是善于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不断与时俱进的政党。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成熟，提高了政治声誉和地位，赢得了广大民众及中间党派的认同与拥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赵东阜：《奋起抗敌的号角：中国第一篇抗战宣言诞生始末》，《党史纵横》2021年第12期
2.金文斌：《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七七”宣言的“变”与“不变”》，《长沙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3.贺永泰：《中国共产党对“七七”抗战的纪念——基于六篇抗战周年纪念宣言的分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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